Dreyer呈现出一种独立于宏观影史发展的创作演变，本片的风格相对于Ordet又有不少调整。在新浪潮的大背景下退回戏剧内核，沉静的镜头仅提供丈量人物的标尺，退回更深的幕后，全知全能性不再。联系到剧情，难道这就是Gertrud碰壁音乐，离开诗歌，公交车上的诗请晴顾城最终投向哲学/心理学的修辞互文...？然而结尾依然是归于宗教，无论是女主奉行的“爱知中心主义”还是最后的钟声。这么说来，如果本片内部要保持统一，那么它与Ordet难道就没有矛盾么？一面是几乎Hegelian的宗教project—逻辑，思辨，Wissenschaft；另一面是Kierkegaard式的“武断”信仰。